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宫玉海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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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王朝是“外来政权”吗?——就所谓“长白山文化”八问余秋雨  

2012-09-08 10:38:05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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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余秋雨在“长白山文化”发展论坛的主旨演讲(以下简称《演讲》)中,说少数民族拥抱世界让大唐成立。今天,我们也可以拥抱世界让中华文明改变一个新的格局”。似乎一千三百九十四年前的唐王朝是“少数民族”勾引外来势力建立起来的。这纯粹是编造历史!而且提出了一个非常可疑的“逻辑”:只有“外来文明”能“救”中国。我们认为:唐王朝之所以实行面向世界的开放政策,正是中华文明的伟大源头性和包容性的体现,而不是“外来文明”“创造”了大唐王朝;并把这说成一个“文明更新”的“范例”,实在荒谬绝伦!

翻开隋唐以前的历史,正是“少数民族”和“外来文明”搞乱中国的时期。“三国”以后,“五胡十六国”纷纷起事,中原大乱,世称“五胡乱华”。其实,这个“胡”,不全是胡人,而大部分为北方的汉人分支,如宇文,为云氏,黄帝后裔;慕容,为胡不与国(即思虑之国),黄帝之子晏龙的后裔;鲜卑,即锡伯族,为周人子孙,也是黄帝后裔;契丹伊姓,耶律、叶利、尹姓,都是颛顼大帝的后裔。而女真族本为颛顼大帝的外孙,和黄帝家族是姑表亲,一直亲密无间。连“高句丽”也是汉人叛乱的一支。更何况,在东北地区的各族之间的政权轮替中,还包括了金姓、萧姓(少昊之后裔)、吉姓(燕人后裔)、朴姓(伏羲后裔)等汉族在内。而蒙古族已不是当初在蒙古地方的蒙古利亚(靺鞨)人,属于新羌人(青阳氏、少昊后代)之分支。这些氏族,对于中原王朝的“革命”,是社会进步的体现,不是外来文明的“拥抱”。也证明了中华文明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。真正的胡人,勾龙氏的后裔,匈奴的骨干,在汉武帝时已经远迁乌拉尔山以西,但它的文化不能不在中国北方残存着相当的影响,这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“胡气”。

但是,“胡服骑射”早在周朝时就已发生,这是中华帝国内部的文化交融。绝不能说“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”都是胡人或“少数民族”。如亳(布尔)人、蒙古人、女真人、辽人、金人,又哪个不是生活在马背上的呢?布尔人经过印度和印度洋,以及阿拉伯世界,进入了非洲;和英殖民帝国战斗到最后的就是布尔人。对于这个“生在马背上的民族”,连殖民者都惊叹不已。

唐人始祖是北方人,但一直服务于魏、隋,后受逊于周;虽然经过战争,但并没有和外人勾结过。建立唐王朝以后,在统一中国的历次战争中,却很少有外来势力的影子。由于当时中国工商业发达,由中央政府主导的“海上丝绸之路”,不仅在海外开拓了市场,也把中华文明扩展到海外。当时的“等价交换”、“人民公仆”等先进思想,对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带来了活力。

不错,唐王朝确实对西北地区文化特别有感情,这是因为其祖居陇西时间很久的缘故。唐玄宗时,盛行“胡旋舞”、“胡腾舞”,维吾尔、哈萨克等族的艺术文化都受到特殊喜爱。但这不等于“拥抱世界”,也没有凭借外力来建立和巩固政权的嫌疑。相反,杨贵妃“拥抱”了胡人安禄山,使大唐险些丢了江山。

《演讲》透露:云岗石窟最后一块碑是我写的,——“中国由此迈向大唐”。这是一种模糊手法,意思并不明确。现在明白了:“你看到全世界文明都综合到那里以后,你发现大唐就不远了”。原来是把佛教等看成是外来文化,把北方“少数民族”看成是“异态文明”,并把这两点当成“全世界”。同时,还说“从隋炀帝到唐太宗,他们的血缘二分之一都是北方少数民族”。为什么不说曹操?曹操也是北方人,难道也有二分之一的“少数民族”血统吗?这种“妙论”,妙就妙在:1、把北方少数民族统统认定为“异态文明”,是“外来文化”;2、把大唐的建立说成是“外来文明”结合的结果。于是“长白山文化”要和“外来文化”结合的愿望和可能性就摆在我们的面前。去拥抱“外来文明”,就可以给中华文化搞成一个“新的格局”,这是否意味着一个新的“王朝”将会建立起来呢!《演讲》者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,其所以对中华传统文化不感兴趣,所以对“长白山文化”的大加赞赏,其根源在于对“异态文明”、“外来文化”的向往,而且认为中华文化又轮回到了“奄奄一息”、“疲惫”而且“无执行力”的时候了,似乎该让“外来文化”拯救一下了。而能拯救中国的“圣人”只有《演讲》者这号人,只有像“藏独”、“疆独”、“台独”这样能引进“外来文化”的力量;“长白山文化”正是这样的一种“文化”,于是寄厚望于它。于是大声疾呼:“我们具有宏观的异态美和宏大的生态美,于是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拥抱世界。过去,少数民族拥抱世界让大唐成立,今天我们也可以拥抱世界让中华文明改变一个新的格局。”那么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世界呢?你想让中华文明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格局呢?

《演讲》者可能不知道:在唐虞时代,中国派出“十六才子”,“布五教于四方”,就是把五种宗教传播于世界各地,给全世界带去了文明。在春秋、战国中国大乱的当儿,这些宗教在西方变了态,成为新教,主要目的是“去中国化”。一百多年前,这些宗教又被以新的面孔传回来;而有的是和帝国主义的炮舰一起来的,是为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服务的。“民主”、“共和”、“君主立宪”都是中国发明的。连科学、技术都是如此。英国李约瑟博士说:“迄今为止,凡是对人类进步起决定作用的科技发明,都应归功于中国”。当然,当时没有说到核弹和导弹。中国自宋代以来,为什么日益“积贫积弱”了呢?其中主要原因有氏族间的矛盾和儒学思想的局限性。

大唐的兴盛,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把道教做为国教;它是唯一没有在境外变态的本土的宗教;同时,又包容地对待其它宗教文化。黄老思想的精髓是天人合一,以民为本,和谐万邦,唐王朝就是以这种宏大精神面对世界的。马克思主义看似“舶来品”,但它的精神实质却来自中国的儒学。“康姆尼兹姆”就是“孔丘(mu)主义”。所以这种思想一旦回到中国,就很自然地为先觉们所接受。正像十五、六世纪时,天主教传播到拉丁美洲时,一下子就被印第安人所接受一样。因为印第安人早在唐虞时代就已受过这种宗教的熏陶,当然这要受益于那时的“传教士”——“十六才子”的功劳。

在这里,需要特别澄清一件事。金毓黻(fu)老先生在《东北通史》里,把慕容家族和“高句丽”视为“一丘之貉”加以鞭笞。这就冤枉了慕容氏,而又轻饶了“高句丽”。“高句丽”是国家和民族的叛逆;而慕容氏当时始终站在中央政权一边,极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。但慕容不是鲜卑(锡伯)人,只是居住在锡伯人之地而已。慕容即东胡,号胡不与,即思虑之国,为黄帝之子晏龙的后裔。魏时,其祖莫护跋从司马懿伐公孙渊有功;其子木延,又从毋丘俭伐“高句丽”有功。后世累为燕王,世代对中央贡赋不衰。当时虽与当权者有矛盾,但“自(慕容)廆奉晋正朔,拜命中朝,传于子廆,而未之改。信使往还,殆无虚日,盖亦晋代,诸胡中所仅见也。”(《东北通史》第135页)。慕容家族坚持汉文化,“雅好文学,博览书史”,有许多雅事流传。所以决不是什么“异态文明”和“少数民族文化”。

“高句丽”则不然,虽然也是汉人,坚持汉文化,但始终以叛乱为能事,凭借山河之险,“乍臣乍骄”,给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造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巨大损害,至今难愈。所谓“七百年王朝”、“封建军事帝国”之说,当然是“沐猴而冠”,为僵尸涂脂抹粉。而“长白山文化”的核心,就是叛贼“高句丽”,并且把“高句丽”与国外扩张势力挂钩,其目的已日渐明显。

因此,《演讲》所谓“中华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”,就是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。而现在的问题,则是拥抱“外来文明”与反拥抱“外来文明”的斗争。《演讲》当然地站在了前者的行列。

答案参考:

《演讲》者有所不知:周代由鲁国(公爵)代管盖(句丽)国;燕国(公爵)代管日本;《海内东经》:“倭属燕”。唐王朝时,因渤海郡国东部濒海,与库页(萨哈林)岛为“一衣带水”,即命渤海代管日本。而且,日本的国名是武则天在含元殿接见其使者时赐给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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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2年9月2日凌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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