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宫玉海的博客

两经(《山海经》《诗经》)读后更无求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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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所作的一切,都是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,再现中国古史的辉煌,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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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神话”的迷途与理性的回归——谈《山海经》研究的科学之路  

2016-05-12 10:04:0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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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山海经》所以被冠以“天书”、“天下第一奇书”,首先就在于它的古老出身和价值的高贵。然而,其所以又被扣上“神话”的帽子和妖魔的外衣,则是因为语言的玄妙和宗教的影响,特别是在流传中的失误。在这长期的艰辛的探讨过程中,着实存在唯物与唯心的两种历史观的磨擦与反复,因而出现许多不解之谜和误导的苦果。现在是迷途知返的时候了。再也不可打着唯物主义的旗号却干着“神化”的勾当了。

一、《山海经》是历史的产物,必须放在历史中去研究

《山海经》是历史的产物,其著作年代跨唐虞和周代初期之间,包含着6000-3000年前的人物和史实。作者从大禹、伯益一直到周代的土正与史官;历史层次分明,不可混淆。有些历史事件,在史籍和百家著作中无记载,却也有零星的蛛丝马迹,不可忽略。

例如:“夸父逐日”的故事,本为史实,但在流传中掺入一些夸张之词,于是成了“神话”。这个故事产生在尧代,直到夏代并无“神话”成分;但至商代,就变了样。《大荒北经》:

大荒之神,有山名曰成都载天。有人珥两黄蛇,把两黄蛇,名曰夸父。后土生信,信生夸父。夸父不量力,欲追日景,逮之禺谷。将饮河而不足也;将走大泽,未至,死于此。

有地名、人名,祖孙三代都交代清楚;是人事,并非神事、鬼事。

《海外北经》:

夸父与日竞走,入日。渴欲得饮, 饮于河渭,河渭不足;北饮大泽,未至道,渴而死。弃其杖。〔尸,膏肉所浸。〕化为邓林。

两者相比较,十分明显。首先,夸父是一个人,有祖父、父亲;善走而不量力,想追赶日影。但到《海外北经》就变成“神”一样的人物,能和太阳赛跑。“入日”,本为太阳落了,袁珂却说是“走进太阳炙热的光环里了”。简直“神”上加“神”。口渴,把黄河和渭水都喝干了,还不解渴,胃口也太大了,就更“神”了。特别是“弃其杖”之后,“尸、膏肉所浸”五个字的佚失,把事情复杂化和神秘化了。“尸,膏肉所浸”是制造木乃伊的方法;把它去掉,是不让更多的人去模仿,耗费动物脂肪。这五个字见于《列子》。“弃其杖”是跑丢了权杖,而不是丢了一根桃树枝作的拐棍。“化为邓林”,并不像袁珂所讲的那样,“化为一片桃林,结满鲜美的果实,给后来追求光明的人解除口渴”,这真是一套美丽的“鬼话”。证明袁珂根本不配研究古籍。就是把他打入学术骗子之流也不为过!而史实是夸父一族,最后到了北方,变成了邓比氏和林胡。

同时,也可了解“大泽”原是一片大湖,又书为泰泽,《西次三经》中记为“无达”,即日本语的ぁうだく,也就是大泽。在夏代,大泽千里,到了商代,变成大泽百里;到了周穆王时,已经是“流沙千里,积羽千里”,成了戈壁大沙漠。这样的不同历史层次和地理变化,如不用历史的眼光与尺度来衡量,自然就会不知所措,而委之于不可知论。

然后,“神话”之后又演绎出新的“神话”,像“二郎担山赶太阳”的传说。“二郎神”实际就是夸父,《愚公移山》故事中的“夸娥氏之二子”。因为帝尧及地方“神”,不让愚公继续挖山,就让夸父帮助他搬了家,就是《海外西经》中的“太行伯”,已在陕西一带。“担山”和“赶太阳”是两件不同的事。

可见,不排除“神话”的误导,不清除它的恶劣影响,《山海经》研究就无法顺利开展,那点“理性”,又有何用!

二、语言学的滞后是主要障碍

古汉字不仅多音多义,原来还有多音节,一个字读几个音,如巷(hong),本为胡同;葛,古读葛藟,即句丽,等等。一字多音多义,就反映了古时方言的差别。如“不晓得”,可以读成“弗晓得”、“莫(mu)晓得”,反映古时bpmf相通。因此,“不句之山”,即蒙古;“姑射之国”即库页岛。《西次三经》:

又西二百里,曰符阳之山。其上多棕楠,下多金玉,神江疑居之。……

“江疑”为谁?“江”在此读红,“疑”应为“凝”;古时有偏旁、无偏旁,皆通。红凝,就是封宁。史书记为宁封,为六千五百年前贝宁之后裔,善为彩陶。“黄帝问于宁封,始有彩陶。”古仰韶文化又称彩陶文化,为黄帝时代之代称。试想,如果“江疑”只按现在读法,其结果将会怎样?彩陶文化又何从谈起?与6500年前的贝丘文化又会如何链接?

持“神话”观点的人,不仅因为语言文字的不通,而且因为讲“神话”,而肆意去字、改字、加字、标点,随意发挥,甚至胡编乱造;对原著,对受众极其不负责任。这种态度使他们永远进不了《山海经》的大门!读都读不懂,谈何“理性”!

要知道,中国汉字所以如此繁多,主要原因是方言的多样,造成许多不同的标音符号;而一些多音多义的文字,也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易理解。面对如此难题,不是随意猜测和望文生义可以解决的。

三、狭隘的地域观无法开阔视野

《山海经》是“天下地志”,而有人却死抱着“中国圈”或“亚洲圈”不放。更有甚者,把“天下”缩小到一个省份或中国某个角落,当然无法连接整个世界。如“五藏山经”就是五洲山经,其区域包括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,并非只有古老的中央帝国。

《南山经》之首“招榣之山”,本指今刚果一带,所以才说“临于西海之上”;“西海”,指大西洋。所以被命名为“招榣之山”,是因为北斗七星中最西端之星即为招摇之星。而刚果,则为帝尧时期老童之子昆吾(又记为肩吾)率师由瑞士南征,到达非洲后命名的。《大荒南经》说:阿伯特湖,“昆吾之师所浴他”。因当地酷热,行军远来,不得不下湖洗浴,景象壮观,很值得写上一笔。这样的记载,并非想像出来,也本用不着去和所谓的“理性”碰撞;当年蒙博托把刚果改称“扎伊尔”就是根据历史的记忆,说明刚果人是了解自己的来历的。因此中国人也不是来自非洲,而正相反;一些谬论,不攻自破。

昆吾,是青铜器的创始人,他炼出“昆吾之金”,在尧舜时代,还向中央帝国进贡“昆吾之剑,削玉如泥”。可见,伟大的先民,具有高度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想像力,可以创造这样那样的奇迹,却不是专门用来制作“神话”的。

我们应当佩服美国的默尔茨律师,她虽然是一名女流,却按着《大荒东经》和《海外东经》指点的路线,步行去踏察美洲地理,最后写出了《几乎褪色的记忆》一书,对研究《山海经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《山海经》的地理范围如此之广大,而有些人却死守“传统”,侈谈“神话”,岂不汗颜!

四、古人想像力和现代理性认知是一个虚假命题

前几年,中国社科院文学所,有人召集一个座谈会;它一开始就排斥了对《山海经》的历史性、世界性认知,而大谈其“神秘性”,企图把所谓古人的“想像力”和现代“理性”认识统一起来,对于一些破解难题和研究方法,无丝毫价值。于是对于地理名称的胡乱定位,对一些人物典故的无知无识,和对当前新的研究成果的武断否定,就成为座谈会的主要导向。于是什么“神话地理学”、“神话气象学”这样的虚假命题,窜出台面。他们挥舞着“自我中心”、“地方主义”、“狭隘民族主义”等大棒,向着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非神话观点砸去。这真是学术界的悲哀。

正如袁珂一样,打着“唯物主义”的旗号,却大肆宣扬“神话”及其远离历史真实的谬论。有萧兵等人把东夷“考证”到河南卫地;把颛顼复苏(即耶稣复活)说成是“趁着蛇鱼变化之际,借着鱼的身体复活了”,简直荒谬透顶,连通常的感知都没有,何来“理性”!不过,袁珂真的后继有人了。

做为国家的研究机构,本应集思广益,开辟言路,让学术研究走上正确的实事求是的科学轨道;而不可带着停滞的眼光,为“神话”胡说推波助澜,厚此薄彼。这样做岂不是白吃盒饭,却干着负面勾当!不知该怎样去向民族、国家和人民大众交代!深切希望,对《山海经》的研究,能不断向新的前沿推进;这就需要打破旧的习惯势力和唯心主义的历史框架,用创新的思维和科学的方法去破解一个又一个难题。而不是“自己吃不到葡萄,就说葡萄是酸的”那种小肚鸡肠,目光短浅的利己做法。过去说过:成见比无知更为愚蠢,这话仍然有效!

 

2016567日凌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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